2021年7月青年失业率也依然高达16.2%，2022年7月又再创记录达到19.9%。当然这项数据确实会随着毕业生集中离校出现阶段性波动，但恐怕这种连续多年出现的“阶段性波动”*终会导致到2022年时全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就会快速提升到30岁以上。
2021年全国的平均初婚年龄还没公布，但是不少地方的数据显示都在涨，比如安徽，2021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就都到30岁以上了。一旦到这个年龄才初婚，那么即使我们抛开政策性限制和经济条件限制，由于客观上的时间与精力的问题，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就已经变得很微弱了，生育三孩的可能性就更低。
迄今为止的政策往往基于这样的考量：低生育水平实际上是一种“假性”的“低”，因为生育受到政策与经济约束，一旦约束解除，“假性”的低生育水平就会提振到“正常”水平，生育势头就会回归。
当然我也不是要说现在的低生育水平是完全“真性”（即不因经济条件与政策限制导致的不愿或不能多生）的，但全面二孩的结果恐怕表明：导致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因素中“真性因素”占到的份额恐怕比预想的要多。
平均初婚年龄的不断增长，正在将更多的适龄群体推向“真性因素”一侧。如果平均初婚年龄再继续增长到32岁甚至更高，那么届时类似目前这样的再多的“支持措施”除了略微地减轻那些选择生育的家庭的经济负担以外，恐怕难以起到有效提振生育的作用。
如果情况继续下去，就会导致人口结构调整错过*后一个有可能有效提振出生人口规模的机会窗口。
我们可以从下图看到，15-49岁育龄妇女数在2025年后的下降将趋于平缓，而更年轻的20-29岁育龄妇女数在2025-2040年将略微地趋于上升。那么，在育龄妇女数总量趋稳、结构趋于年轻化的情况下一定意味着出生人口将“触底回升”吗？
究其原因，日本1980年以后25-29岁年龄组女性的未婚率的快速上升就是*可能的原因。大量适龄女性到30岁以后才进入初婚，平均初婚年龄的提升，几乎完全把1966年到1978年的出生人口高峰的作用给抵消掉了。
日本就是这样错过了*后一次有效提振出生人口的机会。虽然日本在上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生育率都保持在1.5左右（在国内这就已经是政策梦寐以求的“适度生育水平”），进入新世纪后生育率甚至出现了一次略微的回升，但基于已经连续近50年的出生人口一年比一年少的情况（这导致今后一段时间的适龄人群一年比一年少），可以说在生育率达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（即使达到，也需长期持续数十年，而这是不可能的），毫无疑问日本的出生人口将会长期地处于一年比一年更少的状态，没有所谓“底”可言。
